上一篇我们介绍了蜀汉末期的政治局势以及《仇国论》诞生的背景，这次我们来说说《仇国论》本身。

谯周历来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其实并非《仇国论》，而是他力主投降，比如孙盛就认为他不该苟且偷生，而应该学习申包胥、田单、范蠡、文种去尽力复国。

禅既闇主，周实驽臣，方之申包、田单、范蠡、大夫种，不亦远乎！（三国志蜀书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第十二，裴注）

而近年来《仇国论》在网络上饱受骂名，很多人认为它从思想上瓦解了蜀汉，甚至将其和当今时政联系起来，这也成了谯周的第二条罪名。

此观点应该是来自于王夫之，在他看来，谯周劝降罪大恶极是自不必说，而他的《仇国论》也是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

我认为以王夫之所处的那个明亡清兴的特殊年代，他很难以公正的态度去看待这个问题。

作为明朝遗老，他自然对投降派恨之入骨，因此对谯周不可能有什么好印象。

另外，王夫之喜欢把国家兴亡与人心向背相结合，比如他认为唐朝灭亡就是因为人心散了。

唐之亡，亡于人之散。（读通鉴论）

这种观点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，但是它不能解释所有问题，也就是说，蜀汉灭亡并不一定就是这个原因。

总之，王夫之认为《仇国论》瓦解了蜀汉的人心，这一结论不够客观，依据也不够完善。将国家兴亡的根源仅归咎于一部文学作品，我认为这种历史观值得商榷。

之前我曾说过，《仇国论》仅代表一种治国理念，虽然可以说是偏保守的，但绝非鼓吹投降，和毛主席在《论持久战》中批判的那种亡国论是截然不同的。

为了阐述《仇国论》真正想要说明的内容，这里我们多费些笔墨，详细介绍一下这篇文章。

此文虚构了两个世代为敌的国家因馀和肇建，其中因馀是小国，而肇建是大国。

某天因馀国的两个人展开了一场讨论，一个叫高贤卿的人问伏愚子：“以弱抗强如何应对？”

伏愚子回答：“大国如果失去了外部威胁就会懈怠，小国如果有忧患意识就会奋发图强，久而久之，大国就会生出变故，这就是小国的机会，比如周克商，还有越灭吴。”

高贤卿又问：“楚汉相争时楚强汉弱，后来双方议和，张良力劝刘邦突袭项羽，因为如果人民安定下来就不会再想发生变动，刘邦采纳他的计策，最后取得了胜利，这种策略不是也挺好吗，为什么一定要学周文王呢？现在肇建国内部也有问题，何不趁他病要他命呢？”

伏愚子回答：“客观形势不同啊，商朝末年社会安定，人民习惯于现状，要是刘邦身处那个时代恐怕也不能夺取天下。而秦末正是最混乱的时候，这才是乱中取胜的机会。现在因馀和肇建立国已久，类似于战国而并非秦末，所以只能学周文王。如果强行出击，劳民伤财，国家就危险了。”

见高贤卿无言以对，伏愚子补充说：“智者不会轻易改变目标，而是会找准机会，一击制胜。成汤和周武取得天下只要赢一次就够了。当然，你要是那种能够飞天遁地的大仙，那我甘拜下风。”

以上就是《仇国论》大概的内容，谯周写这篇文章，肯定是影射时政，其中因馀和肇建指的就是蜀魏两国，而争论焦点所针对的就是姜维的北伐。

在文章的开始，谯周指出了以弱抗强的核心策略，那就是等待，等待对手出现漏洞。

当然并非是漫无目的的等待，自身肯定也要奋发图强，在此基础上寻找机会。《仇国论》倡导的是“思善”而不是“躺平”。

处大无患者恒多慢，处小有忧者恒思善；多慢则生乱，思善则生治，理之常也。（三国志蜀书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第十二）

另外谯周的两个例子也非常贴切，其中纣王讨伐东夷导致被周武王袭击，而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导致国都被勾践洗劫，这都是强者因为疏忽导致败亡的例子。因此蜀汉也只能等待曹魏犯错，否则是没有机会的。

这个理论和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一致，能不能赢不看你发挥得多好，只看对手会不会犯错。对方犯了错，你抓住机会，那就能获胜，否则就无法破局，除非你具备碾压对手的实力。可惜蜀汉不具备这个实力。

以弱抗强本来就是极难的任务，如果强势一方就是那么稳，不给弱者一点机会，最后弱者只有灭亡一途。

在这种情况下强行进攻反而死得更快，因为弱者本钱太少，输一次就是万劫不复，而继续等待虽说不一定能最终获胜，但至少可以推迟灭亡的时间。

之后谯周又根据客观环境的不同，阐述了蜀汉为何不能效仿刘邦速战速决。

刘邦处于秦末群雄争霸的时期，诸多势力都不稳定，他才有机会以弱克强，乱中取胜。而当下类似于战国，每个国家在当地都有深厚的基础，很难打破僵局，长期对抗是难免的。

当然，这个例子可以反驳的地方不止这一个，因为刘邦并非是独自击败项羽的，如果没有韩信、英布和彭越等诸侯相助，他仍然无法取胜。不过谯周只是为了佐证文章主旨才举了一个反例，所以也不必深究这一点，只要清楚强行进攻有害无益即可。

总之，当两个政权逐渐稳定下来后，战争就变成了综合实力的比拼，基本没有取巧的余地了。这一点我曾经在这篇旧文的开头部分分析过。

晚三国名将录之诸葛亮篇（一）治军先治国

现在蜀魏之争正是这种局面，双方都已经立国几十年，都是稳定的政权，弱势一方怎么可能依靠主动进攻迅速获胜呢？这似乎又是一个速胜论的误区。

一旦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，弱国明显是先撑不住的一方，到时候不用敌国来攻，恐怕自己就要崩溃了。

最后谯周再次呼应开头，强调了唯一正确的对策，那就是保存实力，等待机会，一击制胜。

可以体现全文中心思想的，在我看来就是这句话：“射幸数跌，不如审发。”一直射一直脱靶，不如瞄准再射。盲目出击不如趁虚而入，顺势而为才能取得成功。这一点不仅在治国方面，在我们每个人平时做事的时候都应该牢记。

这样看来，《仇国论》有错吗？我看一点都没有。如果说它有杀伤力，那也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无懈可击，让激进的军事计划难以成行。

对于蜀汉来说，北伐不是问题，因为“汉贼不两立”是蜀汉的立国之本，但得看是什么模式的北伐。

诸葛亮的北伐是没有问题的，首先他出兵的频率比较合理，除了二三次北伐规模略小，因此频率稍显密集以外，一、四、五这三次大规模出兵都是间隔两到三年。

另外，诸葛亮所处的环境也更加有利，因为当时无论蜀汉和曹魏，建国都只有几年，还没有那么稳定，此时机会肯定比双方各自发展二十多年后要好得多。

最后一点就是指挥官个人素质问题，诸葛亮本身就是个稳健派统帅，他领兵作战即使不能取胜也不会大败，只要控制出兵频率不劳民伤财，对国家基本没有危害。

谯周在诸葛亮去世后第一时间就去奔丧，这属于特立独行的做法，因为这是朝廷禁止的，只不过他快了一步。所以说谯周对诸葛亮应该还是比较认可的，否则他也不会这样做。

反观姜维，他的北伐模式则大有问题。253年到257年他连续五年出兵，这种频率简直疯狂，绝对不是蜀汉这种小国可以承担的。

另外，到这个时候蜀魏双方已经立国超过三十年，强行进攻并不能制胜，只会加速死亡。

而论起个人素质，姜维也是远远不如诸葛亮，此人虽然有一定军事才能，但他有个致命弱点就是不会见好就收，反而贪功冒进。弱国和强国赌国运那不是自寻死路吗？

北伐可以，那也得看是谁来主持，诸葛亮可以，但是姜维不行。这一点只有费祎能看得透彻，因此他才会限制姜维出兵的规模，因为以蜀汉的现状和姜维的能力，他只能驾驭一万人，多了就是灾难。

一直有一种说法，那就是北伐或许不一定胜利，但是不北伐则肯定失败，所以与其等死，不如主动点赌一把，反而能争取一线生机。

在我看来这种理论大错特错，而且是极其危险的，对于国家统治阶级来说，如果有这种想法，那一定是国家的灾难。

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，何况是小国呢？

适度出兵，量力而行，这就可以了。真当自己是淮阴侯转世吗。

以弱抗强本来就是一种悲哀，能够逆转翻盘自然是好，如果不能，也要以平常心去看待，因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。

谯周在文章末尾的调侃之言正是一种讽刺，讽刺那些明明不具备逆天能力却偏要逆势而为的人，他们或许出发点是好的，但结果只会害国害民。

还是那句话，不自量力比胸无大志危害更甚，对个人是如此，对国家更是如此。

《仇国论》通篇只是在阐述一种治国理念，全无投降之言，所以将这篇文章盲目黑化，是完全没有道理的。

从当初劝谏刘禅不要沉溺声色，再到发表《仇国论》，谯周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而已。

有人说益州本地大族盼着蜀汉灭亡，这样他们就能当带路党升官发财了。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成立。

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中原人，去了中原也不会被重用，连陆机这么大名声，去了中原都饱受排挤，何况是他们呢？

另外中央肯定也不会允许蜀人治蜀，空降一个领导是必然的，他们的地位不会改变，蜀汉是否灭亡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？而保持现状他们才更有可能争取更高的地位。

所以说益州大族反对的并非是蜀汉这个政权，而是穷兵黩武的国策，这才是真正损害他们利益的。

具体到谯周，他劝降也不是为了高官厚禄，因为他曾经主动推辞晋朝给他的封赏。

最后说说谯周的预言，他曾做出过预言，说：“先主的名讳备是具的意思，今上的的名讳禅是授的意思，合起来就是准备好了送人，这太不吉利。”

很多人认为这是谯周的投降言论。

在这里就要联系一下当时的历史环境，汉末时期谶纬学说非常发达，谯周正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关于谯周这个预言，其灵感都是来源于杜琼，他可以说是谯周在谶纬学上的导师。如果说谯周阴谋颠覆国家，那杜琼肯定也是主谋。

可是杜琼天天闭门家中坐，且不问世事，冒险颠覆蜀汉对他有什么好处呢？

何况蒋琬费祎都对他非常器重，这两个人是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，都是人中龙凤，不可能都被杜琼蒙蔽了吧。

其实谯周所表达的并不是要叛国投降，而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，和他之前劝谏刘禅的行为相呼应。

要知道刘禅虽然是个平庸的皇帝，但也不是什么善茬，杨仪私下发发牢骚，也并没有真要谋反，最后就被逼自杀。如果谯周真要搞什么阴谋，他岂有命在？

总而言之，谯周可以算是个尽职尽责的大臣，他的《仇国论》也是一种正常的治国之策，硬要把他定义为一个蛊惑人心的蜀奸，这确实是无稽之谈，鼓吹这种观点有强行博眼球的嫌疑。

《仇国论》代表的是偏保守的国策，与姜维陈祗那种偏激进的北伐策略相对应，但与投降毫不相关。

此外，《仇国论》也根本没有造成什么恶劣影响，蜀汉灭亡的主因还是军事因素而并非什么人心散了。